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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丨尹俊：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一种“创新论”？******
中新社北京12月8日电 题：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一种“创新论”？
——专访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尹俊
中新社记者 李双南
编者按：
现代化，一场跨越数百年、关涉五大洲的全球社会大转型，贯穿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给世界带来巨变。中国，无疑也是这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 经过百年奋斗，中国的现代化蔚然成潮。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现代化模式的创新？其本质要求究竟为何？为何能打破“历史终结论”？“东西问”特稿专栏藉此推出“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专题策划(二)，将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进行解读。
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中国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有何差异？中国式现代化有哪些理论创新的可能性？中新社“东西问”近日就此专访了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尹俊。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曾感叹：谁能解释中国经济，谁就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从您的研究而言，中国经济的复杂性何在？
尹俊：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创造了“当惊世界殊”的经济奇迹，如何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斯芬克斯之谜”是经济学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中国经济之所以具有复杂性，既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各地区差异较大等特殊国情，也因为新中国70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不能简单用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转型”来概括，突出表现为两类转型的叠加。
一是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体制转型。第一次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转为计划经济体制；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后完成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二是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发展转型，即从“重工业优先发展”，到“经济高速增长”，再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这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是“发展转型”和“体制转型”叠加的双重转型道路，也可概括为“转轨发展”，即“在转轨中发展，在发展中转轨”，这就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复杂性。
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图为首钢园展区。牛云岗 摄中新社记者：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
尹俊：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优势。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一些先驱者就已开始探索或推动中国的现代化。直到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彻底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现代化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按照中国人民的意志去实现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短短六个字，内涵非常丰富，既意味着现代化的目标是中国式的，也意味着现代化的手段是中国式的。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手段与目标的双重结合。
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呢？除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追求的“民富”“国强”的一般性目标之外，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初心使命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更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把人的物质和精神协调发展、人的幸福生活、人民的福祉作为现代化的中心目标来追求。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维度的。
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手段呢？与时俱进地擘画现代化的宏伟蓝图，确定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和战略目标，并为之接续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科学方式，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的鲜明特征和独特优势。打个比方，西方国家政党推动现代化的手段类似“擂台赛”，常常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中国式的现代化手段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接力赛”，因而能够做到“积跬步而至千里”。
市民在苏州金鸡湖畔跑步健身。王建中 摄中新社记者：纵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探索，有哪些值得中国借鉴之处？
尹俊：现代化起源于西欧的资本主义文明和工业文明，几百年来，简而言之，世界各国现代化成与失的规律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现代化的失败可能在于迷信“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或标准，现代化的成功必然取决于“一般性”规律与“特殊性”国情相结合下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因此，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其他国家在现代化“一般性”方面的探索是值得中国借鉴的，但是现代化“特殊性”方面的探索是无法直接借鉴的。
何谓“一般性”规律？比如各国现代化都必须一以贯之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工业化、城镇化为动力，以人的福利为目标。这方面的“一般性”体现在各国之间可以相互比较。比如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无非是通过总产值、国民收入(或人均总产值、人均国民收入)、工农业产值的比例、城乡人口比例、某些工业品的绝对产量(或人均产量)等经济指标来区分是否实现了经济现代化。
但现代化也有“特殊性”。比如各国要因时因地制宜，建立适应本国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符合本国国情特点的上层建筑。与经济现代化不同，各个国家的制度差异很大，并且难以像基数或者序数一样比较。换言之，没有一个制度现代化的标准。遗憾的是，历史上人们往往想当然地，把已经实现经济现代化国家的制度作为制度现代化的标准。这一观点或者偏见，主要受发展主义思潮影响。为了便于抽象研究，发展主义的主流思潮试图把现代化的一切问题都归于纯物质利益的分配，比如把政治、经济和自然环境的问题，转化为物质利益在政府、市场、社会等主体中的分配问题。对于现代化带来的问题，比如贫富不均、失业、环境破坏、种族冲突、军备竞赛、战乱等，则认为可以被物质发展的成就所掩盖；或者说，只要物质经济发展了，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而漫长的世界现代化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生搬硬套其他国家现代化路径的国家，注定无法成功。
航拍雄安新区郊野公园秋景。韩冰 摄中新社记者：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的理论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补课论”、“趋同论”和“创新论”。为何您的著作赞同“创新论”？
尹俊：改革开放以后，曾经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中国是在落后生产力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得不回转头来“补资本主义的课”，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这种“补课论”的错误在于，1840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实践已经证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灵活创新体制机制，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奠定向高级阶段迈进的物质基础。
另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区别以后会越来越不明显。这种“趋同论”的错误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实行的，是同资产阶级所有制和资本主义分配原则根本对立的。即使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都以提高生产力为目标，甚至都采用了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仍不同，比如资本主义难以摆脱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等问题，而社会主义有制度优越性。
尹俊今年出版的新书《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重读厉以宁》。受访者供图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创新论”，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是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这一过程既包括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也包括制度的不断完善，是一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也会带来中国乃至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我们不能辜负这一时代。(完)
专家简介：
尹俊，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式现代化、五年规划、习近平经济思想、数字时代的组织管理等。已出版《中国式规划》《经济低碳化》《中国新型城镇化之路》《领导力的本质》等著作，在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等国际高水平刊物发表多篇论文。其今年出版的新书《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重读厉以宁》，综述和提炼了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分析框架。
东西问·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田飞龙：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在历史接力与体系竞争中前行？****** 中新社北京12月11日电 题：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在历史接力与体系竞争中前行？ 作者 田飞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党内法规研究会常务理事  编者按： 现代化，一场跨越数百年、关涉五大洲的全球社会大转型，贯穿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给世界带来巨变。中国，无疑也是这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 经过百年奋斗，中国的现代化蔚然成潮。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现代化模式的创新？其本质要求究竟为何？为何能打破“历史终结论”？“东西问”特稿专栏藉此推出“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专题策划(二)，将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进行解读。  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判断具有重要的价值奠基与制度实践指南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二十大的“思想名片”和“制度名片”，成为中国发展经验与智慧的总括性框架。 11月中美元首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会见，中方清晰阐明对民族复兴与全球治理的系统主张和方案，世界各国对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深度关联抱有积极理解和期待。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民族复兴的基础，更是全球经济复苏与全人类和平发展的生机。  2022年11月16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于印尼巴厘岛闭幕。李志华 摄现代化是一种世界历史命运，也是人类文明的必然进程，但各国各民族如何完成现代化？如何在价值和制度的双重层面实现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本国均衡解？如何在西方先发的现代化模式及其霸权话语下实现自主发展道路的探索与定型？这是对非西方文明、民族与国家的规范性乃至生存性挑战。“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中国应对上述挑战的基本回答，也是人类现代化探索进程的新篇章。 东方与西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 现代化(Modernization)本身是一个西方概念，是西方现代性(Modernity)在观念和制度上自我成熟与扩展的历史过程。现代化以现代性为价值基础和制度导向。现代性本身具有清晰的历史属性和批判意识：其一，现代性相对于古典性(Classicality)而言，是对西方古代文明及其价值与制度体系的批判性重构，是以个人理性为内核的文明形态塑造；其二，现代性在本质上是对诸神的放逐与对“全人”的理性界定和升华，人权与民主成为现代性的政治本体要素；其三，现代性在西方首先成熟和体系化，并通过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方式实现了全球化，造成“西方文明中心论”和“文化等级制”；其四，西方现代性与现代化过程在其内部范畴具有理性批判精神和多元性(如欧陆现代化、英美现代化等)，但对非西方文明及其国家民族则具有文化压制性和模式强制性(西方在其内部是“复数”，但在其外部却是“单数”)，这是西方霸权及其双重标准的历史与精神来源。  “古罗马文明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田雨昊 摄中国文明与政治体系自成一体，在漫长的古代史进程中不仅完成了自身的思想与制度成熟，而且以天下体系的方式塑造出对周边族群和不同文化的“协和万邦”体系，持续进行着文化输出、交流、互鉴，提供力所能及的和平与安全。但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大一统国家秩序与天下体系的协和秩序遭到已基本完成工业革命和现代民主制度建构的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与压迫，从而开启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双重进程：一方面是模仿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是在文化与制度上艰难探索自主现代化道路的进程。随着救亡图存成为民族的集体生存意识，现代化已是唯一的救国救民之道。但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到底如何走、现代化命运到底会如何？这些问题的答案并非不证自明。  翻拍致远舰资料照片。甲午战争中，致远舰与日军吉野舰对战时发生爆炸沉没。张颖 摄从中国现代化百余年的历程来看，思想与制度路线的竞争和探索一直在进行。就现代化的理解和实践而言，中国现代化精英展开了前后相继的道路探索，大体包括：其一，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物质(器物)现代化，其指导思想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论检讨的范围仅限于中国的物质技术落后，但洋务运动遭到了甲午战败的挫折；其二，以戊戌变法为代表的制度现代化，其指导思想为康梁维新派的变法改制论，理论检讨范围限于制度层面，主张以君主立宪制实现现代化突破，但变法失败，革命继起；其三，以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文化现代化，有鉴于物质、制度层面现代化探索的挫折，中国的现代化精英寻求向中国文明更深处批判与革命，其指导思想是新青年文化革命理论，实践遗产是五四运动，提出了中国现代化的民主命题和科学命题。  市民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参观《曙光·伟业——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专题展。杜建坡 摄由此可见，中国现代化精英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确实呈现了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不断试错、逐步进化的过程，从而在现代化思想启蒙、社会运动与制度创新层面为革命性的变革准备了基本条件。 中国式现代化显然离不开中国文明的自有基础，更离不开中国近现代过程的接力探索，上述从物质到制度再到文化层面的现代化思想与实践运动，是一个前后相续、接力超越的历史综合过程，最终汇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基础和实践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就是对中国式现代化之历史背景、探索过程及价值与制度成效的权威而科学的总结。  内蒙古呼和浩特，读者在新华书店的宪法专柜前阅读。刘文华 摄处境与竞争：中国式现代化的自觉 作为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接力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也是自我完善与惠及人类的历史过程。现代化存在“西方中心论”迷思，其精神根源在于：其一，从历史发生学上，西方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第一个成体系的思想与制度成果，是第一个被实证且行之有效的完整体系，由此带来西方的自信与非西方的自卑，这种结合偶然但持久，现代化是去魅化，但西方现代化成为非西方的新魅惑来源；其二，从文化领导权与霸权利益上，西方通过将自身现代化加以普适化而持续收取非西方的经济红利和文化红利，非西方的市场、制度与文化被西方强制性格式化与重新编码，非西方文明及其政治存在逐步成为一种丧失主体性与平等竞争资格的依附性存在。 非西方之自主现代化内含的主权意识、民族文明意识和全球竞争意识，本来是西方现代化的起源密码，却在西方现代化霸权转化过程中成为非西方民族的探索禁忌。西方式现代化具有内在无法克服的精神自负与霸权基因，从而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未来进程的基本处境。其一，西方式现代化的精神条件是一神论和“西方中心论”，原则上不允许出现非西方的体系性挑战者，美国将中国定义为唯一的体系挑战者和主要对手，这是西方式现代化逻辑的必然结果；其二，西方式现代化从16世纪以来累积五百年而成的全球霸权体系及其利益网络，是西方文明及列强群体竭力守护的遗产，影响着整个西方世界与全球秩序，故西方霸权的保卫战在精神动员与协调行动上虽有分歧，但共同利益更为凸显；其三，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对非西方世界的复杂渗透、支配及其思想与制度改造，其深刻程度出乎预料，要对西方式现代化进行基本价值和制度上的制衡与竞争，其理论难度和实践难度需要充分评估与周全应对。  2020年5月29日，香港市民来到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门口举行抗议示威，支持“涉港国安立法”，强烈反对美国政府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张炜 摄中国与世界：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意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具有历史综合性的理论命题，也是与民族复兴相伴而行的实践命题，更是民族性与现代性在中国文化和政治场景下的全新均衡解。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民族复兴与人类和平发展相互结合的文明新形态的结构性和体系性探索，也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基本姿态。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图景和要素来看，有着自身文明根基、实践理性和全球治理的系统方案：其一，国情和文化要素，包括人口规模巨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凸显对大一统智慧的传承和责任，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东方文化理解与守护；其二，社会主义要素，包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丰富人民精神世界、高质量发展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其精神性、公平性、发展性与民主性的整合及结构化，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实践验证和体系化落实；其三，全球治理要素，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更是对天下主义当代性、和平发展核心价值观的知行合一，是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的理性参与和贡献。  西藏昌都市洛隆县易地搬迁安置点阿托卡小康示范新村村民载歌载舞庆脱贫。何蓬磊 摄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是立足自身文明和民族性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想和制度体系，绝非复古主义、民族主义或霸权主义，而是民族复兴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规范性创新和实践性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进程，必然继续在历史接力和体系竞争中前行。(完) 受访者简介：  田飞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硕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北京党内法规研究会常务理事。曾赴瑞士弗里堡大学联邦制研究所短期访学(2009.8-2009.9)及担任香港大学法律学院Leslie Wright Fellow(2014-2015)。主要研究方向为宪法与政治理论、比较法与全球治理、港澳基本法、涉外法治。兼任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海峡两岸关系法学研究会理事等。译有《联邦制导论》《美国革命的宪法观》等12部译著。著有《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香港政改观察》《政治宪法的中国之道》《香港新秩序》等8部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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