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八铢半两钱。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而且,由于“秦钱重难用”,汉初允许民间私铸铜钱,那些坐拥铜矿的宠臣、诸侯也凭此机会一夜暴富。(《史记·平准书》)
譬如,文帝时期有个管船的小吏名叫邓通,和文帝关系很好,甚至在文帝病时,为他吸吮痈包。当邓通被人断言“当贫饿死”,文帝看不下去了,寻思自己怎么可能让邓通贫困致死呢?便大手一挥,将蜀郡严道的铜山赐给了他。邓通籍此私铸铜钱,“邓通钱”遍布全国,而他的财产也因此超越王侯。(《史记·佞幸列传》)后来七国之乱的头子吴国,也是“即山铸钱”狠狠地发了一笔。
这种民间铸币滥行,使得市场上的货币轻重不一,物价膨胀,诈伪肆意,管理十分困难:
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汉书·食货志》)
对于统一的汉王朝来说,既有的货币制度显然已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元鼎四年(前113),桑弘羊提出币制改革,为汉武帝所采纳。禁止郡国和民间铸钱,各地私铸的钱币需销毁,由朝廷授权上林三官铸造新的钱币——“五铢钱”。在此次之后,五铢钱得到大规模使用,一直到唐代以后才退出流通的舞台。
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大量五铢钱,多达300余万枚、重达10余吨。来源/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
尽管这漫长的七百余年中,五铢钱曾遭受过新莽“禁五铢、行新钱”的挑战,却依然保持着独一无二的地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铸五铢的例子也很多,而历朝铸造的五铢钱,在市场上也有混用的情况。蜀汉政权曾经发行过“直百五铢”,这种五铢的重量不过是蜀五铢的三倍,作价则是百倍,这就使得蜀汉政权能够以等量的铜换取以往三、四十倍的物资和铸币,果然,数月之间,蜀汉府库迅速充盈起来,为诸葛亮北伐等一系列对外作战奠定了财政基础。当然,这种抬高货币的价值而掠夺民财的做法,长此以往造就的经济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萧梁时期,梁武帝铸梁五铢,又铸造没有外郭的另一种钱币,称为“女钱”,并且多次颁布诏书,要求全国只能适用这两种新铸造的钱。然而,效果并不理想,民间流通依然以旧钱为主,“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当时市场上流通的钱币,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稚钱、五铢对文”等,有不少都是前朝铸造的五铢钱种类。(《隋书·食货志》)此外,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以年号命名的五铢,如“太和五铢”“永安五铢”等等。
不同时期、不同版式的五铢钱,自左上至右下分别为:西汉五铢、鸡目五铢、剪边五铢蜒环五铢、东汉五铢(背四出)、蜀汉直百五铢、北魏永安五铢、北齐常平五铢、南朝梁五铢(公式女钱)、隋五铢。来源/罗文华《中国钱币的故事》
戏曲艺术焕发新的魅力和风采(3)******
上述综合性、虚拟性、程式性,是戏曲被普遍认可的三大特质,它们支撑起戏曲艺术的巍峨殿堂。传承发展戏曲艺术,就要立足这些艺术特质,既看到它们是戏曲艺术经过长期发展逐步形成的,是适应社会变革脉动、遵循艺术变迁规律、凝聚多元因素合力的结果,也要看到它们背后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积淀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美学精神。更重要的是,要结合新的时代要求,将这些艺术特质发扬光大。
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通过守正创新实现戏曲艺术繁荣振兴,是时代的呼唤、人民的心声,也是其本身赓续传承的内在需要。一方面,要紧贴时代脉搏,用戏曲艺术涵养时代精神,以时代精神丰富戏曲艺术,推动戏曲艺术思想内容和表达程式与时俱进,给予戏曲艺术特质以新范畴、新概括;另一方面,坚持分类施策,结合剧种特点,在流派、剧目、题材、主题上进行新创造、新表达,增强艺术感染力、舞台表现力、社会传播力,持续增强对受众群体尤其是青年人的吸引力,开拓戏曲艺术的新境界。
对接当代需求,实现多重价值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需要全面释放戏曲艺术的审美、教育、娱乐、交流等多重价值功能,使戏曲艺术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唱响新时代意蕴悠长的梨园新声。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始终是戏曲艺术的根本价值所在和生存发展的社会根基。进入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越来越强烈,对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重视,文化需求高品质、多层次、个性化的特点更趋明显。戏曲艺术发展必须主动适应这一变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抓好经典剧目挖掘、整理和传承,抓好剧目编创生产,坚持传统戏、新编历史剧、现代戏并举,拓展风格流派,提升供给质量,推出更多反映人民内心世界、丰富人民文化生活、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戏曲作品。要把高素质戏曲人才培养放到战略位置,“出人”才能“出戏”,遵循戏曲人才成长规律和戏曲传承特点,融通传统培养方式和现代育人理念,培育造就大批德艺双馨的戏曲名家和戏曲人才队伍。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